高校去行政沦为口号真正实现还需配套改革

2012-05-07 00:00:00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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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高校不能承受的无行政级别之“轻”

　　尽管在公共场合一再表示坚决赞同高校“去行政化”，但实际上，对于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这个问题，一些大学校长仍有些“纠结”。

　　2010年，全国两会期间，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在谈论“是否应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”时，直言不讳地说：“如果全社会都是以行政级别为导向，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。”

　　在此之前，纪宝成也曾多次批评高校“行政化”。2009年，纪宝成在参加高等教育论坛时作了“关于学术权力的几点思考”的演讲。他遗憾地讲到：“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。所以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‘位子’而不是教学质量”。

　　纪宝成的“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”之说一时引起争议，也有大学校长和教授认为纪宝成的话道出了高校的“为难之处”。

　　“大学是要跟社会各个方面打交道的”，葛剑雄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，“比如，大学的图书馆要订港台的报刊就有规定，只有局级以上的单位才能订，不是局级以上的单位，就不能订。又比如，我们学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，所以我们办理出国手续由学校审批，否则就要由市政府和省政府来审批”。

　　虽然纪宝成也表示“我举双手欢迎大学没有行政级别时代的到来，没有行政级别的这种社会变革相信会逐步扩大”，但是让他担忧的是，“在全社会都有行政级别的情况下，单独把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了，学校和社会的交流，比如资源配置、人才交流、信息沟通等等这些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础”。

　　另一个事实是，高校行政人员的待遇往往与行政级别挂钩。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曾很坦诚地说，“取消级别后，今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，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，失去阅读学习某些文件的机会，也要做好不当干部的准备”。

　　有人提出“取消行政级别将对高校不利”的说法，遭到了质疑。“取消行政级别对大学不利，这是典型的官本位思维。所有世界一流大学，其地位的获得，靠的都不是行政级别，而是教育质量和学术成就。”熊丙奇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，“取消高校级别、实行校长公开遴选，首先必须打破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——包括拥有级别的校领导、高校内庞大行政机构的众多行政人员。大学应该根据自身发展情况来设计管理体制，并建立脱离于官本位体系的教育价值体系。大学不能满足于成为‘一级政府’，学校领导不能把自己定位为官员。”

　　然而，在高校“去行政化”的实践中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却坦言：“我们去掉行政级别之后，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面对没有级别的南科大，觉得凡是可以管的事情都要来管，而且会按照行政部门对教育的理解来管。”

　　有专家认为，不能把高校“行政化”问题只归结于行政级别，“行政化”问题的实质是“行政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”。高校内部面临着如何处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，而高校外部也需要行政部门放权。

　　“有行政级别不等于一定要‘行政化’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很多大学的领导都有很高的行政级别，比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，但并没有人反映‘行政化’。他们同样可以平易近人，同样可以跟教授打成一片。”葛剑雄说，“可是为什么近年来就‘行政化’了呢？那是因为行政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。”

　　对高校而言，学校领导变动也与行政级别紧密相关。近几年，教育部直属高校出现几次较大规模的领导人事调整，除了校际交流任职，还有一部分新任校长是由教育部门官员出任或者地方官员转任，高校领导和行政官员之间存在较频繁的流动。

　　去年，有多所“985”大学更换了校长。曾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张尧学在“空降”中南大学之前，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、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。新任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，在调任天津大学之前，身兼天津市委科技工委书记、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、市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等职。

　　此前，公众所熟知的几位大学校长，如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曾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原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。周其凤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，2001年从北京大学副教务长调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，先后在教育部多个司级机构任职，2004年出任副部级的吉林大学校长职务，2008年又回到北京大学。

　　顾秉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：“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，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，怎样进行制度衔接，这都需要考虑。”

　　高校取消行政级别需要顶层设计和配套改革

　　无论是坚决呼吁摘掉大学的“官帽子”，还是认为目前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还存在困难，大家基本达成共识的是：逐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大势所趋。

　　取消高校行政级别，并不是直接拿掉高校行政人员的“官帽子”这么简单。

　　如果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，但社会还是高度行政化，大学还是很难办，这是很多高校的疑虑。熊丙奇认为，取消公益类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需要顶层设计，应该有具体的时间表和改革细则，而且“最适合的方式，就是对所有不该有级别的机构实行‘一刀切’，否则改革又会遥遥无期”。

　　葛剑雄也表示，目前包括高校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需要“国家通盘去考虑”，而且要改变现有的社会评价体系。

　　目前，在我国高校里有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，一旦取消行政级别，这一群体的利益如何得到应有的维护？薪酬和社会保障机制如何衔接？熊丙奇认为，高校想实现取消行政级别，需要事业单位整体改革的配合，“要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，出台具体改革方案和机制，方案本身要有可持续性，有专门的改革机构来协调各方面利益”。同时，建立高校职员制度，“高校的行政岗位将变成职业化的岗位，不能再按照官场体系来运作，由围着领导转变成围着学生转，靠服务来支撑”。

　　在熊丙奇看来，目前高校“去行政化”改革遭遇“行政化”困境。“去行政化，一是政府要向学校放权，二是学校内部行政向师生放权。然而，‘去行政化’改革还是由行政主导，在政府向学校放权层面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，在学校内部放权层面是由学校行政部门来主导的，由他们来主导，可以做到放权吗？会向自己革命吗？所以，‘去行政化’就变成口号了。”

　　熊丙奇的建议是，“高校‘去行政化’，逐步取消行政级别，不的内容”。应该由行政部门来主导，而应该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制定方案，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来执行。同时，厘清相应的法律法规，逐步修改与改革相冲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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